在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经济增长要素中，高投资率和贸易顺差拉动了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消费增长并未在中国经济中达到适当规模、起到应有的拉动作用。
如果我们用支出法进行国民经济核算，GDP可分为最终消费和投资，最终消费又分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我国的政府消费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及相同收入国家的水平基本相当，但居民消费比重明显较低。另外，我国的最终消费总额年均增速一直低于GDP增速，而近几年来消费对新增GDP的贡献比重也处于下降趋势。尽管自1997年后我国政府采取了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的政策，但似乎难以达到较为显著的效果。
由于目前城市化与工业化已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所以如何围绕城市化的主线，以城市化来促进国内消费增长，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经济问题。
城市化对消费需求增长有六大影响
关于城市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在此前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中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似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关联关系。但是，从长期看，由于消费问题是制约中国经济的本源问题，而城市化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源，因而两者之间必然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透视城市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1、城市化改变了社会消费心理。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城镇与乡村的消费心理开始不断向城市靠拢或趋同，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一是农村消费心理向城市的趋同，主要是农村消费者把城市、尤其是县城当作消费潮流的风向标，并主动模仿城市消费；二是小城镇消费心理向大城市的趋同，由于大城市的消费信息更丰富，消费渠道更广泛，因此在小城镇消费中有巨大的示范效用；三是大城市居民自身的消费心理转化，城市的全面扩张自然伴随着可消费品的不断增多，消费心理也逐渐认同国际化城市的标准。由此可见，城市化从不同层面改变着社会消费心理，它与收入提高、消费环境改善等因素共同构成消费升级的必要条件。
2、城市化影响了消费结构内容。城市化带来了消费结构内容的两种分化。一是城市“新移民”与农村人群的消费分化。城市“新移民”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进入城市生活后，收入增长的同时，在基本生活消费之外也大量增加了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在多数乡村地区，虽然受到城市打工者的示范效应，但由于收入和消费环境的制约，消费内容仍然滞后。二是城市居民的消费分化。城市化加快带来了生活成本的巨大压力，中低收入居民由于需要把收入的较大比重用于基本生活支出，因此受到更大预算约束，消费内容仍然无法跟上城市化步伐。而高收入居民则出现较大消费升级，除汽车、高档家电等物品外，还注重文化、旅游、休闲类的新型消费产品。
3、城市化带来第三产业运作模式的变革，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城市化带来人口集中，进而为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而第三产业的变革又从三方面影响着居民消费。一是产业内容的创新。城市化带来消费心理与内容的不断更新，进而为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无穷的商机，旨在改进居民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方面的服务产品层出不穷，在客观上起到了“供给创造需求”的作用。二是产业模式的革新。人群的集中带来新的城市商业模式探索，如连锁经营、网络配送、打包销售等，最大程度上发掘了居民的潜在需求，使得消费行为更加便利。三是通过城市边界的扩张，在时间和空间上使得城市第三产业网络逐渐延伸到农村地区。在我国第三产业产值总量中，城市占80%，农村仅占20%，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城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市化的某些误区，大城市发展应与农村建设、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重点带动农村第三产业发展，为农民消费创造条件，这才符合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4、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根据测算，目前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大体相当于3个农民的消费。有研究表明，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到12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倍到3倍，约拉动最终消费增长1.6个百分点。各国的经验都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确实会产生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并进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源泉。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城镇居民消费对城市化的弹性非常大。所以，将来的城市化改革必须要保障这种“累计效应”的持续性。
5、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如果城市化路径出现扭曲，则可能对居民消费产生三方面的“挤出效应”。第一，如果城市化只注重表面文章，忽视了消费软环境的建设，把有限的财源用来维持政绩，如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而把居民衣食住行和收入提高等问题抛之脑后，自然会挤出消费的正常增长，却则会间接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第二，中国城市发展的非均衡性想象比较突出，有些地方是城市化不足，有些则是城市化超前。在前几年流行的经营城市思路下，对城市的过度开发和土地制度的混乱，间接造成了以住房支出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成本的非合理增长，从而对居民造成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受到较大影响。第三，某些极端的城市化造成了对农村居民的严重福利损害。尤其很多地方把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对立起来，在强制获得郊区农民土地后，没有采用合理的补偿和安置措施，导致了部分农民消费状况与城市化出现了负相关。
6、城市化影响消费的“城乡差异”与“区域差异”。首先，工业化是解决城乡差异的主要因素，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开始关注城市化对该问题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化的不同路径，可能会造成城乡差异扩大或缩小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中国的情况似乎更接近于前者。一方面，由于城市发展普遍缺乏系统规划，新的 “城乡二元”开始出现，如外来务工人员在住房、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相同待遇，处于城市边缘化状态，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加快扩张和房地产无序开发，使许多原先的农民一夜之间成为市区居民，但对农民转化为市民过程中的保障、教育等方面，还缺少足够政策关注，这些都使得相关人群的消费增长受到约束；另一方面，现有户籍制度使城市化人为地促进了城乡消费差距。通过户籍改革彻底拆除分隔地区和城乡的“户籍篱笆”，形成公平的市场运行机制，将大大刺激消费，也将为城市化松绑。其次，由于各级政府对城市化缺乏统一认识与发展思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是严重非均衡的，这带来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平衡，进而造成了消费结构的区域差异。这样的情况在东中西部地区比较来看是明显的，即使在特定省份内也容易看到，如江苏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就在扩大，2005年城市化发展水平自南向北梯度递减。这种城市化区域差异的扩大影响到经济布局，进而对收入增长、消费环境、消费模式和理念都产生深远影响。
城市化将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
由于城市化在长期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但迄今为止的理论和政策都更集中于城市建设投资方面，对城市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关注不足。从根本上看，我们认为，良性的城市化路径必须以人为本，逐渐带来居民消费的增长与升级，最终促进公众生活福利水平的全面提高。在此，有三大误区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误区之一，城市化水平提高必然带来消费的持续增长。许多观点错误地认为，人群向城市的转移等同于消费的必然提高。确实，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消费总规模会提高。但是，如果只片面重视城市范围的扩大，以及机械地增加城市人口，却忽视了新增人口能否享受社会保障、公用设施完善等问题。从长期看，新增人口的边际消费倾向可能会下降，最终使消费增速降低，由此也加重了中国经济的消费偏低问题。
误区之二，中国城市化比率严重偏低，所以要尽快增加城市人口来解决消费不足、城乡差异等根本问题。事实上，城市化并非简单的人口概念，而涵盖了经济社会人文的各层面。可以说，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过快与滞后并存，并不能简单地说城市化率高或低。对此，跳出简单的数字指标，对城市化内涵与阶段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分析是必要的。
误区之三，把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对立起来。虽然理论界已开始尝试把城市化与新农村建设联系起来研究，但在地方政府的政策操作中，还普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把城市化和农村发展彼此对立起来。所以，我们应把城市和农村发展融合到中国现代化的大局中，并赋予城市化以更广泛和立体的发展思路。
对以城市化来促进消费增加和升级，是一个亟需创新的研究领域，也需要系统化的专门政策制定。在此，我们认为有几点思路可以考虑。
第一，确立全局性的国家城市化战略。一是考虑城市布局和发展阶段战略，在大中小城市、东中西部几个层面上避免城市的无序发展。二是建立城市化的国家标准，制定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总体规划原则，如致力于解决城市环境保护、城市绿地少、水土流失严重、大气污染严重、水环境质量差等问题。这些是为了使中国城市化理性发展，为消费增长奠定基础。
第二，在地方城市发展战略中加入消费因素。地方政府作为城市化的主要推动者，应该逐渐把消费问题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中。这就要求重新考虑当前的城市发展战略，不仅考虑到投资的增长、城市面貌的改善、工业布局的优化，而且要考虑城市化应有的消费增长指标，避免对居民消费造成过多的挤出效应。
第三，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城市化应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城市反哺农村，工业支援农业，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促使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从而摆脱传统的农村消费方式，逐步向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转变。一是要避免城市化中的城乡对立，把农村产业化、小城镇建设纳入城市发展战略中。二是要对农民工技能培训提供系统支持，保护劳动力价格，并开拓农业人口进入城市的就业渠道。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农民进城的收入，这种干预虽然可能暂时提高城市化成本，但却吻合了城市化的本质要求。三是破除农业人口流动的制度障碍，这既包括户籍制度，也包括地方规定的制约，最终使农民从土地和户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四是解决城乡政策差异，包括在低保、医疗、住房、教育、再就业等方面逐渐统一城乡待遇。
第四，全面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落实城市化成果。第三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严重不足，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能解决就业和收入问题，而且能为居民创造更加良好的消费前提。政府讲了很多年发展第三产业，但实际上进展缓慢，应该真正制定政策，把第三产业放到与工业同等重要的地位，如大力促进文化、旅游、体育等朝阳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加快流通领域法律法规的建设、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坚决打击制假售假、商业欺诈、偷逃骗税等行为，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充分保障安全消费。
第五，增加必要的公共支出，改善消费环境。目前中国政府的财力与福利性支出比重严重不符。在居民消费的关键领域，往往都出现“政府缺位”，而造成公共产品与劳务的缺乏，影响消费的增加和升级。因此政府有必要适当压缩投资性支出，控制购买性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用，而把更多的支出用于提供最稀缺的公共物品和劳务。一方面为居民消费创造“硬件”环境。即指为城市居民消费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优化，而创造更好的空间与对象。所谓创造更好的购物空间，就是通过对商业设施分布、构造、环境、配套等的综合考虑，使得居民的潜在消费意愿能被充分发掘，这就涉及到政府直接的投融资活动、及其对民间商业投融资活动的引导和调控。另一方面创造“软件”环境，如社会保障等转移性支出。
第六，结合工业布局优化，缓解低消费水平下的产能过剩。近年来虽然需求因素成为经济周期的主要动因，但供给因素同样不能忽视。在有效需求不足时，消费品同时有结构性供给不足与过剩，只是过剩因素占上风；在经济过热时，同样有低水平下的供给结构原因，只是不足因素占上风。要扭转这一局面，除了在需求方着手，还要努力改善产品供给结构，促进适合不同群体的产品创新。在此过程中，城市化将与工业布局的优化结合在一起，从产业链、产品链、资金链等方面来实现供给结构的优化，进而适应并创造新的消费需求。
我国城市化尚未发挥促进消费增长的作用
对我国城市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变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简单的结论。
第一，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在城市化的前期阶段，城市规模扩张引发较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此阶段中资本品积累的动力要大于消费动力，在资源供给约束的经济体中，城市化有可能会带来投资的高增长与消费的下降。在城市化率接近50%之后，快速城市化带来了消费的积聚效应，此时最终消费将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而上升。1997年以后，我国的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目前城市化率向50%目标快速迈进，同时供给约束不再是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这样，在产品不断丰富的情况下，消费仍然上不去，除了通常认为的影响消费预期的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宏观动因就是目前的城市化没有对消费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
第二，伴随着城市化的稳步上升，最终消费曾出现过两次波峰。第一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第二次是在2000年左右。在第一次波峰之前，最终消费曾持续上升，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体制释放的巨大动力所致，对短缺时代的告别激发了巨大的消费热情，并在1988年进入了通货膨胀高峰期。同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消费的波峰状态都恰好伴随着居民消费的剧增，居民消费轨迹也基本吻合了最终消费轨迹，而政府消费的波动性较小。由此，也间接说明了我国城市化伴随了居民消费比重的较大波动，而政府消费比重则与城市化关联性不强。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化对消费的最大作用是通过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村人均消费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与规模扩张。但是，中国城市化恰恰反之，带来了城乡消费结构的高度分化。1996年左右城市化率大概已达到30%，在此之前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总量非常接近，但此后却突然拉开了，城市居民消费开始远远超过农村居民消费。考虑到当时政府开始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内需，表明对消费的政策支持还是更多落到了城镇居民身上。另外，随着大规模基建项目的上马，1996年后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此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与城镇居民差距进一步拉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的快速城市化是以牺牲农民福利水平为代价的，这也是目前我国城市化中的最大问题。
●对我国城市化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发展演变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简单的结论。第一，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终消费率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第二，我国城市化伴随了居民消费比重的较大波动，而政府消费比重则与城市化关联性不强。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城市化对消费的最大作用是通过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村人均消费而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与规模扩张。
●城市化与消费之间存在着六大关系：1、城市化改变了社会消费心理。2、城市化影响了消费结构内容。3、城市化带来第三产业运作模式的变革，进而影响居民消费。4、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累积效应”。5、城市化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6、城市化影响消费的“城乡差异”与“区域差异”。
●对城市化的认识有三大误区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误区之一，城市化水平提高必然带来消费的持续增长。误区之二，中国城市化比率严重偏低，所以要尽快增加城市人口来解决消费不足、城乡差异等根本问题。误区之三，把城市化与农村发展对立起来。
●对以城市化来促进消费增加和升级，是一个亟需创新的研究领域，也需要系统化的专门政策制定。在此，我们认为有几点思路可以考虑。第一，确立全局性的国家城市化战略。第二，在地方城市发展战略中加入消费因素。第三，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第四，全面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落实城市化成果。第五，增加必要的公共支出，改善消费环境。第六，结合工业布局优化，缓解低消费水平下的产能过剩。
■看点
中国经济内外失衡是一个市场热点问题，国内经济失衡是导致外部失衡的原因之一，其中国内需求不足又是造成我国内部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扩大国内需求即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近年来我国政府主张的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
那么，如何有效地扩大国内需求即消费需求？杨涛博士从城市化是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主要动力角度，认为合适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可以促进国内消费。如果将城市化和促进国内消费需求两者关系处理好，势必能为扩大和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打开一个新的发展空间。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