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的忧患意识，是作家对实现人生理想的深邃思考，是历代进步作家对国家兴亡、人民苦难深切关怀的艺术表现。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于《十九世纪文学主潮》一书中认为:“忧患意识普遍地存在于中国艺术之中，决定了中国诗词的独特基调。”而这种忧患意识，在中国近代文学中表现尤为突出，它始终贯穿于近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龚自珍，早在嘉道年间就以敏锐的眼光，洞察到封建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衰世到来。他以饱含忧患的诗文抨击时政，起到了“伐鼓撞钟”般振聋发聩的作用，成为具有历史路标式意义的诗人。继龚自珍之后，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相继觉醒，涌现出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林昌彝、梁廷楠、周济、汤鹏、鲁一同、朱琦、姚莹包世臣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和文人学士，他们把审视的目光转向动荡与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倡言“经世致用”之学，为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以犀利的笔触，写下很多满怀悲愤、饱含忧患的诗文。林则徐禁烟未果，虽遣戍伊犁，但仍忧患国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2)充分表达了一位“封疆大臣”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国事为重的赤诚爱国之心。中英鸦片战争在广东燃起，英国侵略者的野蛮残暴，广东人民抗英斗争的英雄事迹，激起年已60的诗人张维屏的义愤和爱国热情，写出《书愤》、《海门》等忧时愤懑之作，生动地展示了人民群众反侵略斗争的壮丽场面，盛赞三将军英勇捐躯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道光二十一年，英国侵略者魔爪继续伸向我国东南沿海，厦门被占，定海、宁波沦陷，镇江失守，台湾危急，侵略军的残暴，人民群众惨遭蹂躏，引起闽籍诗人张际亮、临桂作家朱琦、浙江镇海诗人姚燮等的忧虑和愤慨。他们“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身之所阅历，心之所喜怒哀乐，口之所戏笑诃骂，一皆托之于诗”⑶。朱琦抒写的《老兵叹》、《感事》、《关将军挽歌》，姚燮的《闻定海城陷》、《北村妇》、《兵巡街》、《捉夫谣》，魏源的《江南吟》、《寰海十章》，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金和的《围城纪事六咏》，贝青乔的《咄咄吟》，林昌彝的《杞忧》等等诗篇，或揭露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和庸臣的卑怯投降，或暴露英国侵略军淫掠中国人民的罪行，或描写人民群众奋起反侵略的斗争，或悲愤国土沦丧，或歌颂爱国将领的凛然正气。他们从血与火的现实斗争生活中选取题材，多采用组诗或乐府诗体形式，透过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融化于具象描写之中。
二
中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源远流长，并非稀见。从屈原到李、杜，从陆游、范仲淹、辛弃疾到吴伟业和清初三大思想家的诗文，无不渗透着安社稷、济苍生、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忧国忧民、反侵略反压迫的忧患意识，但是，只要我们拿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所表达的忧患意识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近代文学的忧患意识有以下鲜明特点:
1.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意识的觉醒。
在近代以前，作家们是站在“忠君”的立场，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利益出发而寄寓自己的忧患济世之才的。如岳飞的《满江红》，“悲切”的是“靖康耻，犹未雪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为的是“朝天阙”。杜甫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但谁又能否认杜甫基于“忠君”的爱国思想的?屈原诗歌在表现其无限的忧患之时，不又在时刻盼望能得到楚怀王的重用呢?诸如此类的“爱国”、“忧患”都有一前提——忠君。
中国近代文学作品则发生了新的变化，作者目睹民族灾难深重，忧患意识已冲破“忠君”和儒学伦理观的束缚，而是站在全民族利益的高度，去洞察时局，关心民族，倾诉自身的忧愤和关切之情，近代作家均以自己的创作寄寓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作家开始抨击清王朝统治者投降卖国的可耻行径，表达了他们无比的愤慨和忧患意识。“血洗舟山浪作堆，羽书又报海南来。英雄效死偏无地，上相筹边别有才。竟尔和戎曾地割，是谁揖盗把门开。从今敢笑陈涛败，房官犹曾战一回。”⑷陈天华在他的小说《狮子吼》里满怀爱国热情，尖锐地揭露了满清王朝的残暴统治和那拉氏的专横侈糜，他向全国人民大声疾呼，只有起来推翻这“洋人的朝廷’，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在第八回中作者借民主革命烈士审血诚怒斥最高统治者的话，表达自己对满清统治的愤怒。
现在国家到了这样，你们这一班狗奴才，只晓得卖国求荣，全不替国民出半点力，所以我打定主意，把你这一班狗奴才杀尽斩尽，为国民流血……。”
再看震旦女士的《自由结婚》，作者在揭露了“国家政权，都被盗贼霸持”之后，又以锐利的笔锋，一针见血地戳穿了清王朝玩弄的“预备立案”的诡计:
他不立宪，我们还可以报仇，他立了宪，恩赐了几十条狗彘不食的饮定宪法，再拿些小恩小惠，埋伏了人心，却暗中箝制你，压服你，使你不知不觉地服服贴贴地做他的奴隶。就是你要有什么举动，也被他这条软麻绳绑住，一点儿都不能做，于是他依归盗窃神器，依旧江山安然无恙，盗子贼孙，万世帝王，盗亲盗戚，万世官吏……”
这种鲜明的反封建、反君主的积极主题和先进思想，是古代作家作品所望尘莫及的，正是这一点形成了近代文学有别于古代文学的特征之一。
2.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古代作家表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反对异族侵略的爱国主义作品并不鲜见。但严格意义上讲，爱的更多的是本民族，作家常常是代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某一民族成员 (主要是汉族)的利益而呐喊，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中心而逐步形成的多民族国家。唐代王昌龄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5)这里的所谓“胡”指是匈奴(蒙族)。“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终不还。”(6)这里的“楼兰，’(西域国名)指的是新疆少数民族。
在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同类作品中，作家代表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抗击外国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而呐喊。如丘逢甲《送颂臣之台湾》:“ 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傥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此诗写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当时随同内渡的护台抗日义军壮字营统领谢道隆(字颂臣)重访台湾，作者以诗勉之，并表达了自己为国雪耻的决心。作者是汉族人，但并不因当时是清王朝统治而不爱国。此外，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他们于国家遭难、民族垂危的年代，满怀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开始实现新型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他们既继承发扬了我国历史上士大夫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同时又面对现实，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担当起以文艺为武器启蒙和唤醒民众的责任。他们是政治家，躬身投身变革现实的斗争;同时又是诗人、文学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实践，从而在近代文化的历史背景下，推进了“忧患意识”以及抗击外侮侵略的民族斗争精神内容。足涉英伦、学贯中西的严复，以其“自强保种”的爱国心，首先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进化论，用以取代我国传统的“变异说”和体用论，进一步催化了近代思想家、文学家的自觉民族意识，引发起以救亡图存为目标的忧患意识的深化和观念形态的更新。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明确地提出，中国是一个统一了数千年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认定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的国家，主张发扬中华优秀文明并“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的中西汇通之原则，把争取民族独立，重建国体与国家统一的目标紧紧结合在一起。所有这些变革求新、奋发自强、振兴中华，以及睁眼看世界，坚持民族平等的新概念，于20世纪初，极大地开拓了文学创作的视野，增强了作家、思想家的历史使命感、主权意识和凝聚全民族的团结抗争意识，也深深影响到近代文学创作中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奋进精神。随着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以柳亚子、陈去病、高旭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继承资产阶级维新派文学革新传统，成立了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尽管南社后期出现分化，但其“同人痛念时局沦胥;民智未迪，而下等社会犹如睡狮之未醒”的深沉忧患，提出“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的创作主旨，自觉地把小说戏曲纳入启蒙教育和政治鼓动的轨道。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近代文学正是为中华民族意识之觉醒，反对列强侵略，团结全民族共同战斗而呼号、呐喊。
总之，近代文学反对侵略斗争、反对满清统治，强调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主题的作品与过去同类作品相比较，虽然二者都具有浓重的忧患意识，但近代文学作品不仅在主题意义方面深化了，而且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那就是:过去的这一类作品，属于封建文学的范畴，而近代文学中的这一类作品，则已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的性质。
